悉尼和吉隆坡——以美联储、欧洲央行和英国央行为首的世界各国央行都在提高利率,表面上是为了遏制通货膨胀。随之而来的“逐底竞争”正在加速全球经济衰退。
全力以赴
英国新任首相利兹·特拉斯(Liz Truss)已经恢复了长期以来被认为名誉扫地的“供给侧经济学”。她的巨额减税计划有望在下次大选前启动英国停滞不前的经济。
但对过去减税政策的研究并没有发现减税与经济或就业增长之间存在任何积极联系。经常被引用的里根(Reagan)、布什(Bush)或特朗普(Trump)减税的美国例子,已被证明不过是经济学上的诡辩。
里根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哈佛大学教授马丁·费尔德斯坦发现,里根时代的经济增长主要归功于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沃尔克为对抗通胀而提高利率的做法被逆转了。这使美国经济得以从1982年严重的货币政策导致的衰退中反弹。
乔治•W•布什2001年和2003年的减税政策也未能刺激经济增长。相反,赤字和债务激增。“布什减税政策的最大好处流向了高收入纳税人。”同样,特朗普的减税政策也未能提振美国经济,亿万富翁现在的收入远低于普通工人。
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下台后,英国保守党(Conservative Party)党魁竞选人一开始就承诺进一步减税。但是《经济学人》杂志“怀疑这样的削减会提高英国的经济增长率”。相反,它担心减税会加剧通胀压力,引发更紧缩的货币政策。
《经济学人》总结道:“很难发现总体税收水平和长期繁荣之间的联系。”毫不奇怪,《经济学人》认为特拉斯的“半个世纪以来最大的减税”是“财政和政治上的鲁莽预算”。
虽然这样的减税措施主要有利于非常富有的人,但这种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成本由工人和其他消费者承担。工人们受到紧缩措施的严厉惩罚,他们因加息而失去工作和收入。
减税通常会让事情变得更糟。通常情况下,这需要削减社会保障和必要的公共服务,表面上是为了平衡预算。因此,已经严重的财富和收入不平等将进一步恶化。
由于不断膨胀的预算赤字,政府不得不削减公共投资。更高的利率和公共支出削减也会破坏向更可持续、更绿色的未来过渡所需的努力。
阶级战争
针对通胀的政策斗争涉及多个层面,包括阶级。提高利率不仅不能帮助人们应对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反而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加速经济放缓。因此,工人不仅失去工作和收入,还被迫支付更多的抵押贷款和其他债务。
失业、收入下降、健康状况恶化和其他痛苦都伤害了工人。由于工人们希望获得更高的收入来应对不断上涨的生活支出,这种紧缩政策被认为是防止“工资-物价螺旋上升”的必要措施。
像往常一样,工人们被指责为通货膨胀卷土重来的罪魁祸首。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其他组织的研究发现,在最近几十年里,没有证据表明这种工资-物价螺旋上升。
经验和证据表明,在当前情况下出现这种辩证法的可能性非常低,尽管一些名义工资已经上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劳工议价能力和集体工资决定能力都有所下降。
政策制定者应该解决近几十年来大多数经济体实际工资停滞甚至下降的问题。这些措施对“低收入工人的伤害要远远大于收入最高的工人”。甚至富裕国家组成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俱乐部也“令人担忧地”注意到了这些趋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解释了为什么不必抑制工资来避免通货膨胀。让名义工资上涨将缓解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以及劳动收入占比(图1)和实际工资的下降。
甚至在乌克兰战争和制裁之前,利润率就已经上升了。美国的趋势促使彭博社(Bloomberg)以“自1950年以来最丰厚的利润揭穿了首席执行官的工资通胀故事”为标题。英国最大的非金融公司2021年的利润总额比大流行前增长了34%。
因此,政策制定者应该限制利润,而不是工资。最近的价格上涨是由于加价带来的利润增加。澳大利亚储备银行行长指出,最近的趋势使“企业更容易提高价格”。
解决不平等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最近警告说:“如果我们不对抗通货膨胀,人们将会走上街头。”但如果人们失去工作和收入,他们更有可能抗议。更糟糕的是,当精英阶层继续中饱私囊时,他们却背负着对抗通胀的重担。
提高利率是对抗通货膨胀的生硬手段。它加剧了生活成本和失业,而减税主要惠及富人。相反,应该对富人增税,以增加财政收入,以增加基本服务的公共供给,如交通、医疗和教育。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指出,对富人增税将有助于在不损害经济增长的情况下缩小贫富差距。公共提供儿童保育和劳动力市场方案(例如,再培训)将改善劳动力供应。因此,缓解劳动力短缺可以缓解价格压力。
当前的形势需要解决日益严重的不平等问题。再分配财政措施——向高收入者征税,为扩大社会保障和公共供给提供资金——是久经考验的解决贫富差距的手段。
提高最高税率和税收制度的累进性也是社会进步的,可以遏制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与此同时,随着消费者价格的螺旋式上升,不断上升的利润和高管薪酬也必须得到遏制。
供应经济学政策
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国际清算银行(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负责人敦促各国减少目前对需求管理的关注,以对抗通胀。他们都坚持解决长期供应瓶颈,但没有提供太多实际指导。
自2008-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缺乏协调的“非常规”货币政策造成了房地产和股市泡沫。这损害了实体经济,加剧了不平等,减缓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对发展中国家的溢出效应最为严重。
解决供应瓶颈可能涉及税收激励和信贷政策。但是,必须抛弃那些不可信的供应方面的咒语——比如放松劳动力市场管制。相关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例如,为富人减税和不适当的加息——也应该放弃。
政府正在失去提高生产率、实现低碳转型和减少不平等的机会。相反,政策制定者应该通过支持低碳密集型和更具活力的投资,积极推动所需的经济变革。
这可能还需要检查CBs的货币政策独立性,以便更有效地协调财政与货币政策。但这不应损害哥伦比亚银行促进“有序经济增长和合理价格稳定”的“运营独立性”。
各国政府必须以务实、适当和进步的政策倡议迎接我们时代的非凡挑战。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勇敢地摒弃造成我们当前困境的意识形态和教条。
联合国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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